案例二

王某与隋某、孙某赠与合同纠纷一案

杭州市西湖区法院（2019）浙0106民初10657号案

 

【基本案情】

被告隋某是某平台入驻主播，2019年6月，被告孙某注册成为该平台用户。其先后在该平台充值50万元左右用于购买打赏礼物，充值完成后曾向多位主播赠送礼物，其中向被告隋某赠送礼物金额达35万左右（被告自认30万左右），后被告孙某妻子王某发现孙某在该平台充值的行为并向该平台主播提出异议，致电有关受赠人员，要求退款。而后，被告隋某退还被告孙某5万元。原告认为被告隋某需全部退款，未得到被告隋某同意，遂诉至本院。

 

【法院认为】

法院认为，粉丝在直播间打赏主播的行为成立赠与合同关系：首先，本案中虽然没有书面赠与合同，但存在事实的赠与。但该赠与行为并非存在于王某与隋某之间，而是存在于两被告隋某与孙某之间。根据法律规定，赠与合同除“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属于实践性合同，一旦赠与人转移财产所有权，赠与合同就完成，赠与人不可以撤销。其次，丈夫孙某的处分行为合法有效，不构成无权处分行为。由于孙某未提供其与妻子王某的财产属于“约定财产制”，故可以认为双方属于夫妻共有财产制度。而对于现金等普通“物”，夫妻之外的第三人是不能判断财产性质的，共有人对其他共有人的处分行为不能因其不知情而随意主张无效。且在本案中孙某的处分行为未违反公序良俗，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处分行为合法有效。最后，虽然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但由于本案中孙某向隋某的单方赠与行为不存在法律规定的无效或可撤销情形，故而驳回了王某的财产返还请求。

 

 

（一）粉丝在网络直播间打赏的财产是否可以主张返还？

 

1、双方法律关系被认定为服务合同 如前所述，当双方法律关系被认定为服务合同时，网络主播与粉丝间法律关系由于已就服务合同达成合意，故只有在出现合同无效或可撤销情形时才可主张返还财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7-151条集中规定了合同可撤销的情形，其具体包括①双方出现重大误解；②一方使用欺诈手段；③第三人实施欺诈行为；④一方或第三人使用胁迫手段；⑤出现显失公平情形等。就此次3·15晚会上对于哈尔滨某传媒有限公司、华某商贸有限公司、亿某传媒公司“女主播后的男运营”的网络直播行为来看，笔者认为上述男运营假扮女主播营利的行为存在欺诈的主观恶意并构成欺诈。上述行为存在合同可撤销的基础，直播间粉丝可以通过主张其打赏行为系在违背真实意思表示下而作出，进而请求返还所打赏之财产。

 

2、双方法律关系被认定为赠与合同如前所述，主张返还的前提系粉丝与主播签订的合同存在可撤销情形。从“赠与合同说”来看，网络直播过程也可以视作粉丝基于对网络主播所打造人设的喜爱而主动向其进行赠与的行为。

根据我国《民法典》对于赠与合同撤销权的规定，赠与合同的撤销分为法定撤销权与任意撤销权，对于法定撤销权的行使我国法律已进行了明确规定。若符合法定情形则粉丝可通过行使法定撤销权从而主张返还财产，由于上文已对此进行分析，此处便不再赘述。以下将着重分析赠与合同中任意撤销权的行使问题。

 

首先，对于任意解除权，我国《民法典》第658条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而在直播间粉丝与主播的打赏行为中，粉丝一般先是购买直播平台的虚拟礼物而后再在观看过程中对主播进行打赏。在以上一系列行为中，粉丝已在购买虚拟礼物的过程中完成了财产的权利转移，故其在此法律关系中不可能再通过赠与财产的权利未转移而主张行使任意解除权。

 

其次，赠与合同系一种无偿行为、单方行为，在粉丝对主播作出打赏行为后主播并不当然地对该合同的成立负担同等给付义务，故粉丝在此关系中也不必然享有赠与合同之任意解除权，更不可通过主张行使任意解除权而要求主播返还财产。

 

最后，由于赠与人在实施赠与行为时可附条件，故当受赠人无法满足该条件时赠与人可基于受赠人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而主张该合同撤销。简单地说，就是在直播过程中若粉丝系基于主播在直播过程中发出具有反馈情形的要约（如打赏到一定数额时即答应给粉丝现场表演节目、与粉丝线下见面等）而作出打赏礼物的承诺，粉丝即可以双方之间存在约定的赠与合同为由，主张在网络主播未履行或难以履行其约定事项的情况下符合行使法定撤销权的规定而请求撤销该赠与合同。

 

(二）未成年人打赏的特别法律保护近年来，在直播经济的影响下，未成年进行天价打赏的现象已非偶然，而司法实践中涉及到的网络打赏、网络游戏纠纷大多系因当事人的行为与其年龄、智力不相适应而引发。故对于未成年人这类特殊群体，最高人民法院对相关纠纷也在陆续发布的文件中进行了明确。以下将结合最高法发布的未成年司法保护典型案例、《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及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二）》及《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加强网络秀场直播和电商直播管理的通知》等法律法规、司法实践，分析我国对未成年人直播打赏行为的特殊保护。

 

1、对于未成年人在直播打赏中的支出是否应当返还？

 

案例三

刘某与某科技公司合同纠纷一案

最高人民法院2021年3月2日发布7起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典型案例之七

 

【基本案情】

刘某生于2002年，初中辍学。2018年10月23日至2019年1月5日，刘某使用父母用于生意资金周转的银行卡，多次向某科技公司账户转账用于打赏直播平台主播，打赏金额高达近160万元。刘某父母得知后，希望某科技公司能退还全部打赏金额，遭到该公司拒绝。后刘某诉至法院要求某科技公司返还上述款项。法院在审理该案中，多次组织双方当事人调解，经过耐心细致的辩法析理，最终当事双方达成庭外和解，刘某申请撤回起诉，某科技公司自愿返还近160万元打赏款项并已经履行完毕。

 

【律师评述】

在此案例中，由于未成年人刘某在直播平台上打赏主播时仍属于未成年人，且其打赏金额近160万元，该打赏行为明显与其年龄、智力水平不相适应。故该打赏行为在得到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追认前应属效力待定的民事法律行为，若法定代理人不同意或不予追认该打赏行为，则该行为无效。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自始无效，直播平台因此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

 

而关于处理未成年参与网络打赏和参与网络付费游戏纠纷的问题也在最高法发布的《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及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二）》中进行了更为明确的规则指引。该意见明确，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8周岁以上未成年人)未经其监护人同意，参与网络付费游戏或者网络直播平台“打赏”等方式支出与其年龄、智力不相适应的款项，监护人请求网络服务提供者返还该款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2、对于八岁以下儿童在直播打赏中的支出均应退还根据我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不满八周岁的未成年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用于网络直播打赏的款项，均应退还。这是依法所能得出的当然结论。

但在实践中，对于退还的具体数额，此类纠纷法院在审理时并未采取一刀切的做法，而是会根据实际打赏的数额并结合未成年人的年龄、智力水平、成长环境、家庭经济状况等因素综合判定。

 

3、对于未成年人打赏行为，秀场直播平台应当予以禁止网络直播平台作为防控未成年人打赏失当的第一道防线，本着保护未成年的原则，其在经营过程中应当自觉承担相关的社会责任。平台除把控直播内容外，还应当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加强网络秀场直播和电商直播管理的通知》文件中的有关规定。

该《通知》明确了网络直播平台的社会责任，即网络秀场直播平台要对网络主播和“打赏”用户实行实名制管理。未实名制注册的用户不能打赏，未成年用户不能打赏。要通过实名验证、人脸识别、人工审核等措施，确保实名制要求落到实处，封禁未成年用户的打赏功能。平台应对用户每次、每日、每月最高打赏金额进行限制。在用户每日或每月累计“打赏”达到限额一半时，平台应有消费提醒，经短信验证等方式确认后，才能进行下一步消费，达到“打赏”每日或每月限额时，应暂停相关用户的“打赏”功能。平台应对“打赏”设置延时到账期，如主播出现违法行为，平台应将“打赏”返还用户。平台不得采取鼓励用户非理性“打赏”的运营策略。”只有网络直播平台真正落实了以上规定，才能从源头上遏制未成年打赏失当行为，还未成年人一片清朗的网络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