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从司法判决的表述看传统“边民互市”贸易方式的政策框架和历史沿革
当前,互联网上公开披露的涉及“边民互市”贸易方式走私刑事案件,大多数判决书在表述上,都缺乏对“边民互市”贸易方式基本概念和政策框架的论述,其本意应是“边民互市”贸易方式作为一项已实施了近三十年的边贸制度,司法机关推定相关参与人员应熟知其中的合法性边界。因此,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其做出的(2021)湘01刑初16号《黄志勇走私普通货物、物品一审刑事判决书》中,以列举公诉人起诉证据的方式,对传统边民互市贸易方式的基本政策框架做了简要的概括,就显得难能可贵:“《边民互市贸易管理办法》、《国务院关于边境贸易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1996】2号)、《国务院关于促进边境地区经济贸易发展问题的批复》(国函(2008)92号)、《海关总署令》(署令【2010】198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昆明海关边民互市贸易管理规程》、《昆明海关边民互市贸易操作管理规程》(昆关监发【2012】52号),证明边民互市贸易系指边境地区边民在我国陆路边境20公里以内,经政府批准的开放点或指定的集市上,在不超过规定的金额或数量范围内进行的商品交换活动”。
上文判决书所提到的《边民互市贸易管理办法》,应是海关总署于1996年3月29日发布的、由当时的海关总署、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联合制定的《边民互市贸易管理办法》(海关总署令第56号),自1996年4月1日起施行;其政策源头来就是紧随其后的《国务院关于边境贸易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1996】2号),该文件正式提出了“边民互市贸易”的概念:边民互市贸易,系指边境地区边民在边境线20公里以内、经政府批准的开放点或指定的集市上,在不超过规定的金额或数量范围内进行的商品交换活动。边民互市贸易由外经贸部、海关总署统一制定管理办法,由各边境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具体组织实施。
根据国务院2号文的授权,海关总署当年通过第56号令首次提出了边民互市贸易的免税额度:边境地区居民每人每日从边境口岸或从边民互市贸易区(点)内带进的物品,价值在人民币1000元以下的,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税;超过人民币1000元不足5000元的,对超出部分按《对入境旅客行李物品和个人邮递物品征收进口税办法》规定征税;超出人民币5000元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口税则》征收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税,并按进口货物办理有关手续。
这个1000元的“边民互市”贸易中免税额度,在实施了12年之后,国务院于2008年发布《国务院关于促进边境地区经济贸易发展问题的批复》(国函(2008)92号),大幅提高边民互市进口免税额度。同意自2008年11月1日起将边民互市进口的生活用品免税额度提高到每人每日人民币8000元。由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边民互市进出口商品不予免税的清单。
上文判决书中所提到的《海关总署令》(署令【2010】198号),应是海关总署于2010年11月26日发布的《海关总署关于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署令【2010】198号),其中的:4.将《边民互市贸易管理办法》(署令第56号)第五条“边境地区居民每人每日从边境口岸或从边民互市贸易区(点)内带进的物品,价值在人民币1000元以下的,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税;超过人民币1000元不足5000元的,对超出部分按《对入境旅客行李物品和个人邮递物品征收进口税办法》规定征税;超出人民币5000元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口税则》征收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税,并按进出口货物办理有关手续”改为“边民通过互市贸易进口的生活用品(列入边民互市进口商品不予免税清单的除外),每人每日价值在人民币8000元以下的,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税。超过人民币8000元的,对超出部分按照规定征收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税。”
上述几个文件,是支撑起“边民互市”贸易的骨干政策性文件。至于后面提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昆明海关边民互市贸易管理规程》、《昆明海关边民互市贸易操作管理规程》(昆关监发【2012】52号),则是昆明海关针对本关区的监管工作所制订的规范性文件,仅在该关区范围内适用。同理,广西、新疆等广泛开展“边民互市”贸易的边境地区,也先后制订了类似适用于本关区范围的规范性文件,以规范一线监管流程。它们都是实操层面的业务文件,在免税额度、征管标准等关键问题上,并无对上位文件的任何突破。
02
从司法判决的表述看涉及“边民互市”贸易方式走私案件的海关监管逻辑和违法构成要件
如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广西玉林市汇香源香料有限公司、罗尚勇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等刑事一审刑事判决书》(2021)桂02刑初9号)中的表述:边民互市贸易管理办法、海关总署关于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情况说明等证据证明:通过边民互市贸易方式进口的货物,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税。符合该贸易主体的只能是我国边境地区的居民,且进口贸易额限定在每人每日价值人民币8000元以下。罗尚勇系通过不正规渠道将辣椒等货物走私入境。
至于何为“不正当渠道”?该判决书的上文中还提到,“证人……的证言证明:2017年4月至2018年5月,赵某1将他人委托进口的货物化整为零,雇请上述证人利用边民身份从广西、云南互市点,以边民互市贸易渠道分散申报进口,走私辣椒干、茴香等农产品”。
又比如,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中级人民法院《陈艳、韦玮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等刑事一审刑事判决书》【(2022)桂14刑初15号】:“经审理查明,……2020年下半年,陈艳找到被告人韦玮,商定由陈艳负责组织货源,韦玮负责组织边民,在边民未实际参与货物交易的情况下,在宁明爱店边民互市点以拥民互助组的名义假借边民互市的方式将货物从宁明爱店边民互市点走私入境”。
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中级人民法院《苏某梅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等刑事一审刑事判决书》【(2024)桂06刑初14号】:经审理查明,2018年1月至2021年5月,……利用边民互市贸易免税的政策,以每次20元人民币的报酬组织边民至苏某贵等人经营或控制的东兴互市贸易区商铺进行按指纹收集边民申报信息,或是组织张某丽等边民小组组长代表边民集中按指纹收集边民申报信息,从而达到以冒用边民身份、伪报贸易性质的方式将越南货主的活体龙虾、冰冻龙虾向东兴海关申报通关,并将走私入境的龙虾运送至国内买家指定的地点交货。
从上述几份走私犯罪判决书中的具体表述可看出,司法机关对于涉及“边民互市”贸易方式走私案件的表现形式,在海关监管逻辑上,特别侧重于“边民贸易主体和边民贸易本身的双重真实性”,其主要内容包括:
首先,参与“边民互市”贸易的主体,必须是在当地公安机关户籍登记的享有正式边民身份、享受国家每天八千元免税额度的边民;
其次,边民欲使用其每天八千元免税额度,必须真正参与到该次贸易当中,真正做到亲自出资和参与经营,并承担其中的贸易风险。换句话说,一个边民每天八千元的免税额度,不能(为了收取几十元的好处)作为指标被它人收购和利用;违者很容易被定性为“伪报贸易性质”走私,即将本应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口的货物,却以“边民互市”方式向海关申报进口;
第三,在具体“边民互市”贸易申报进口时,边民还必须履行如实申报的义务。即使上述合法性要件都具备,但在具体申报时存在伪报品名、原产地等情形的,也很可能构成走私违法和犯罪。如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黄志勇走私普通货物、物品一审刑事判决书》【(2021)湘01刑初16号】:本院认为,被告人黄志勇明知其购买的龙眼产地为泰国,不符合边民互市政策,仍将龙眼产地伪报为越南并交由走私团伙成员以边民互市的方式将龙眼走私入境,其行为已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且偷逃应缴税额较大。)
03
新版《边民互市贸易管理办法》为降低涉及“边民互市”贸易走私风险、行业合规指明了出路,但固有的业务风险仍不可小觑
上文已经分析了,长期以来涉及“边民互市”贸易的走私案件之所以居高不下,主要原因在于国家给予了每一位符合条件的边民每天可享有八千元的进口免税额度,过期作废。且在具体的“边民互市”贸易监管中,对于收购“边民互市”指标、以化整为零的方式汇总进口一定数量的进口货物,在实操层面又显得从非常容易,正面监管基本畅通无阻。导致长期以来,边民亲自使用自己的指标、亲自出资、亲自参与边民贸易的做法,就变得非常没有性价比。而性价比最高的做法,就是把自己每天八千元的免税指标,以二三十元不等的价格卖给上门收购指标的货主或揽货人。货主或揽货人有了足够的指标,就可以按照市场业务需求任意进口货物,最后导致遭受海关缉私部门的打击。这些收购边民指标的货主或揽货人,一旦被查获,大都被定性为走私犯罪行为的主要参与者而被追究刑事责任。而出卖指标的边民,往往由于涉案数额不大而避过刑事处罚,所以对其中的风险也是视而不见,乐此不疲,导致“边民互市”贸易政策的实施效果大打折扣。
与现行的1996年版《边民互市贸易管理办法》相比,新版本的《边民互市贸易管理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在如何降低涉及“边民互市”贸易走私案件的发生概率方面,下足了功夫,比如“边民开展边民互市贸易需要对外签订贸易合同或协议、办理检疫审批和其他证明材料的,可委托边民合作社、企业办理有关手续”,这就为边民长期、持续使用自己每天八千元免税额度进口货物,提供了合法性基础,不必事事操心;又如“边民可向边境地区落地加工企业销售一定额度的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企业应对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进行加工,并实施台账管理”,这就为边民每天使用免税额度采购进口的商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出口,就是可以集中销售给当地的“落地加工企业”,避免因每天使用免税指标购买的进口商品因没有下家而堆积。
总而言之,上述制度设计,既可以确保边民(通过委托边民合作社、企业等方式)亲自参与了边民贸易,还可以将通过“边民互市”方式进口的免税货物,销售给当地专门针对具体邻国土特产的深加工而专门设立的“落地加工企业”而获得利益,避免了之前边民只能通过卖指标才能获取(蝇头小)利的状况。从这个角度出发,新版本《边民互市贸易管理办法》日后一旦正式施行,必将极大改变延续了三十多年的“边民互市”的贸易业态,从而大幅降低各贸易参与方因开展“边民互市”贸易业务而触发走私刑事犯罪的风险。
但是,纵使新版本《边民互市贸易管理办法》为降低涉及“边民互市”贸易走私案件的发生概率指明了出路,但行业本身固有的合规风险仍存,涉及贸易参与人员仍需足够重视:
首先,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的来源地应为所在边境省区的周边国家(朝鲜、俄罗斯、蒙古、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不丹、缅甸、老挝和越南)。如上文所提到的案例,泰国并不属于“周边国家”范围,即使表面上以“边民互市”进口泰国产龙眼或其他水果,也可能构成伪报贸易方式走私;
其次,“边民互市”贸易政策的精髓在于免税(以及免于申领非进口许可证件以外的一般监管证件,如“在规定的数量内进口《不予免税清单》内实施限量管理的商品,免领进口关税配额证明或自动进口许可证。在规定额度内进口实行自动进口许可证管理的农产品(包括牛肉、猪肉、羊肉、生鲜乳、木薯、大麦、高粱、大豆、油菜籽、玉米酒糟、豆粕、肉鸡),免领自动进口许可证”;但相应的进口商品检验检疫手续,并未豁免。即使在新版本《边民互市贸易管理办法》框架内,“通过边民互市贸易进出口实行检疫准入、检疫许可、随附官方检验检疫证书、境外生产企业对华注册、进口指定监管场地检查、境内指定生产加工及存放场所管理和法定检验检疫等有检验检疫管理要求的商品,应参照一般贸易货物进出口相关规定办理”。如有违反,则可能构成逃避商检罪;
第三,新规将严格执行“前端采购与后期加工的主体相分离”的原则,即“接受边民委托办理有关手续的企业,不得参与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的落地加工和国内收购”。究其制度设计的初衷,应该是要尽量避免一家企业全链条参与“边民互市”贸易的前端采购和后期落地加工的全过程。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全链条参与方如可以接触到边民采购原料的价格等核心商业信息,很容易在后期收购加工过程中进行压价,损害边民利益。或者为了提高落地加工业务的盈利,转而在前期进口时通过各种方式规避监管而损害国家利益。因此,在新的制度框架内,如果有人仍然试图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继续以各种表面合法的方式,一条龙参与到“边民互市”的前端采购和后期加工全链条的业务中,则很可能会走出合规的边界,滑入违法的范畴。
最后再强调一点的是,不管在新旧制度框架内,传统的以“买/卖边民免税指标、汇总进口免税商品”的方式,都属于违法。相关行业参与方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如果在新规出台后,贸易参与方仍坚持传统的固有业务模式,则很可能得不偿失。
律师介绍
黄维赞律师
京师深圳律所联合创始人、广东省律师协会 跨境电商委员会 委员、深圳市律师协会 刑事犯罪预防委员会 委员、盐城仲裁委员会 仲裁员、阳江仲裁委员会 仲裁员、玉林仲裁委员会 仲裁员。
业务领域:
涉外进出境通关业务筹划与争议解决、走私案件刑事辩护、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
工作背景:
黄维赞律师有十多年海关系统法制部门工作经验,精通各业务领域的监管依据、执法流程和法律救济渠道,实践经验丰富,近年来先后为多家大型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在进出境关务纠纷处置、刑事案件辩护等方面提供专业法律服务,取得良好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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